[立報]部落新聞眼：傳送到別人的天空上

2013年8月7日

■林福岳

台灣的天空非常熱鬧。

如果問你現在台灣總共有多少衛星電視頻道，你答得出來嗎？根據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資料，目前台灣核准公開播映的衛星電視頻道，境內的有157個，境外的有111個，總共有268個頻道，可謂漪歟盛哉！

可以收視到這麼多頻道，是不是顯示內容的多元呢？這點本專欄已經討論過了，量多和多元是兩回事，台灣的電視頻道基本上在服務對象的設定和內容的呈現上，還是有明顯的特定偏向。不過今天想要談論的，是台灣可以看到多少國家和文化的頻道及節目呢？

在台灣的電視天空，可以看到過去一般熟悉的國家或文化頻道，像是美國大概是最大宗的，舉凡新聞、電影、體育、娛樂、知識等等，都有美國媒體經營的頻道；當然還有英語的頻道，像是老牌經典電視台BBC。

但是現在因為數位技術的發展和衛星頻道的逐漸開放，台灣可以收看到直接由他國播放的頻道愈來愈多，其中包括：大家熟悉的日本NHK、鄰近的韓國電視台；另外就整體歐洲而言，有背後是歐盟規劃的歐洲新聞台、歐洲全天候的現場音樂頻道、時尚頻道；另外德國、法國（包括英語和法語的頻道）都有他們的衛星頻道在台灣落地。

亞太地區有澳洲的頻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反映中東地區新聞和文化的半島電視台（英語台）在台灣也看得到，另外因為新移民的需求而在台上架的越南電視台也得以呈現。

媒體是有錢人的玩意兒，龐大的資金、專業的技術、創造性的內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進入的場域，也因而有「媒介帝國主義」的說法出現，西方主流國家挾其強勢的政經和文化力量，透過媒體將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利益傳輸到世界各地，尤其是邊陲國家。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文化工業和媒體結合，成為20到21世紀的文化帝國主義、媒介帝國主義。

但是當半邊陲和邊陲國家也漸漸掌握媒體的能力和技術之後，尤其是數位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都不再眼巴巴地看著他國媒體輸入文化，反而更為強勢地運用媒體反向傳輸自己的文化和媒體內容，而且確實也獲得一定的成效。這些年韓國在流行音樂上的風行草偃、攻城略地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君不見江南大叔的騎馬舞居然可以征服全世界的流行風潮嗎？

當台灣的天空出現那麼多國家文化的頻道時，引發我們思考的應該是，那麼台灣有沒有媒體到其他國家的天空中佔有一席之地，也能夠互相傳播自我的文化和媒體內容呢？

我們看到的境外頻道，雖然為了能被本土的觀眾接受，多多少少在節目和內容規畫上做了若干調整，但在基調上還是反映和呈現了當地的文化和意識型態。文化，才是這些頻道最大的特色，也是最能吸引各地觀眾的核心內涵。

台灣的原住民族電視台應該要有夠大的視野和企圖，讓原民台不只是原住民的原民台、台灣的原民台，更是世界的原民台，各國的天空都會因為我們的頻道而豐富、多元、美麗。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玩弄程序與修辭的聽證會

2013年7月31日

■施聖文

7月23日，原民會於台北舉辦「原住民基本法第21條之同意權機制行使」聽證會。會中涉及兩項重大議題，一是「推動原住民族同意機制實施要點草案」，二是「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修正草案」。然而，原民會官方網站針對此一聽證會卻是在7月19日星期五下午才著以公告。這時間拿捏的巧妙，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行政單位為什麼需要重視程序？首先，行政程序法第一條就規定：「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特制定本法。」也希望在尊重程序的過程中，達到政府與人民、團體間的互信，尤其牽涉到影響利益的重大議題。

其次，本次聽證會在原民會的公告的全銜為：舉辦「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之同意權機制行使」聽證會，而會議資料又標明「實驗性聽證議程及會議資料」，但在實際會議資料中，並沒有任何「實驗性聽證」的標示。姑且看來頂多像是一個會議資料的檔案名，這部分又意味著什麼？

民主程序的建立目的在為政府與民間搭起溝通的橋樑，無論這座橋樑兩造間意見是衝突或是達成共識，都必須仰賴正確的程序，包含資訊的充分、公布的時間、以及關係人的便利等。一個合乎程序的聽證會舉辦，不需要畏畏縮縮的夾著週末假日，要求民間團體假日加班趕功課。一個為求彼此溝通的聽證會，更應該在雙方充分準備的情況下來進行討論。

其實，原民會應該更了解目前部落的狀況，有些部落其部落會議以行使多年，是有其能力先在內部討論相關草案內容。當然有些地方仍是以鄉鎮公所作為主要的地方意見的凝聚。因此，就其會議資料所呈現的草案內容與規劃，是有其進步的空間，以及未來對抗地方不正當開發上一種「賦權」的可能性。如果真的能夠秉持誠意，兼顧程序的正當，這樣的聽證會有相當的助益。

然而，除了程序上的疑慮之外，會議的公告、資料的內容，都包藏著一種行政修辭的陷阱。所謂的「實驗性聽證」到底是什麼？這次聽證會到底具備什麼樣的效力與目的？要實驗什麼？又為什麼要實驗，不是端著「總統府人權會議議決」就當做一個行政行為的理由。

任何一個行政行為的行使都需要有明確的目的與方向，如果說它是實驗性質，那請問原民會實驗的結果檢驗出哪些問題呢？又進一步的追問，一旦此一修辭未被注意的情況下，以會議名稱、會議資料、出席人員等，其實很容易操作成一個正式的聽證會。

如果說本次「實驗性」的聽證會展示了哪些行政操作的問題，目前至少可以看到的是資訊流通的公開性、公告傳達的充分性、議題設定的明確性、人員出席的代表性，這四個面向其實都可以在一個正當程序下來達成。當然，本次的「事件」也讓部落與相關團體的代表看到了這兩項草案的內容，也可以開始著手相關的論述。

拋開行政上的小動作，更公開的面對原住民的基層聲音，不要玩弄這些行政程序與修辭，相信未來定能建立彼此更好的互信基礎。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虛擬的言論空間

2013年7月24日

■林福岳台灣立報 a i k0T ] J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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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k _-H2a ?7\ Z0前一陣子的金曲獎頒獎典禮，原住民歌手們用各種方式表達對於美麗灣的抗議，引發了輿論界的小小波瀾，爭議點在於──政治或族群權益訴求，是不是要放在藝術殿堂上來表達？台灣立報:z1V H+m l;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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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事件卻也引發性質類似、但討論角度不同的爭議。台灣排灣族歌手葉瑋庭參加中國大陸歌唱節目《中國好聲音》，在自我介紹時，以「中國台北屏東」說明自己來自哪裡，結果網民紛紛對於這種說法的政治認同表達意見，似乎多數的意見偏向認為葉瑋庭的表達不當，有矮化自我、錯誤認同之嫌。台灣立報 x.N T E X @ |3L a#i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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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重點不在於評論這些爭議，而是要點出一件事情，這些爭議的論辯戰場究竟在哪裡？原住民的論述位置在哪裡？表達的意識和觀點又是什麼？最重要的是──被聽見了嗎？台灣立報;l M W1Y m t#a o [

g R&r W(O A8c0長期以來，原住民傳播界所關切最核心的議題之一，就是缺乏論述的場域以及發聲的機會和工具。從早期嚴格被政治環境箝制的有限言論空間，到資本主義主導的商業傳播環境，原住民不容易在主流媒體中找到發言的機會，另一方面也罕能擁有自我的媒體，因此被忽視、被曲解、被刻板印象化，這些都是常態。台灣立報 v `$f P _ } C _

U&K2Y({ @!J.E+H0但是這些年來狀況有一些變化，原住民開始有少數專為族群服務的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網路的興起也改變過去主流媒體獨占發言空間的壟斷狀態。對於原住民來說，是一個趁勢建構自我言論空間，和主流媒體分庭抗禮的好時機。但是我還是要問，這樣的機會是真的存在還是只是虛擬的假象？台灣立報$A L g J9e u
台灣立報9E V o f+L Y
如果原住民真的有足夠的發言空間，原住民關心的議題也可以廣被周知，那麼歌手們就不需要用到他們在頒獎典禮上有限的致謝辭時間，來表達對於社會不公事件的抗議。主流媒體在批評原住民利用政治污染藝術殿堂的時候，原住民有沒有趁機表達，如果主流媒體有足夠的空間和機會呈現他們所關心的議題，他們何至於要利用這樣的機會呢？台灣立報;h,e&ZX Q+U
台灣立報-i-Y5N"X l.r
葉瑋庭的發言，當然是可以被主流社會和媒體公開討論的事情，但是原住民有沒有充分表達出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如果一個歌手對於自己來自哪裡做這樣的表達是不當的，那麼過去許多年來，多少原住民政治人物接受對岸的招待，杯觥交錯之餘居然說出自己是炎黃子孫，是不是更應該口誅筆伐？當國族認同和流行文化的言論淹沒言論空間的時候，原住民對於族群認同和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有沒有趁此機會建構自我的定位和觀點，並和整體主流社會對話？這個機會充分把握了嗎？台灣立報,g W8q T q.i Y7fM
台灣立報 Z$a m T!@6y g
網路世界是虛擬的，但是走過必然留下痕跡、說過必有人反應。網路所設置的廣大卻成本甚低的言論空間，對於社會弱勢和邊緣者，是絕佳的場域和機會，讓自己過去無法被社會廣知的論述有機會被聽見、看見、了解，甚至接受。網路的言論空間就在那裡，但我們需要更多原住民的論述者積極去攻陷和占領，作為言論的灘頭堡，否則，虛擬的網路世界對於原住民永遠是虛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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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m+u n0[0（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台灣立報 q1N k;u+D

[立報]部落新聞眼：國家法令與部落自主:達魯瑪克狩獵申請

2013年7月17日

■施聖文

本月初，台東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欲舉辦小米收穫祭，向台東縣政府申請狩獵飛鼠10隻、山羌6隻、山豬5隻、山羊2隻、水鹿1隻，但最後僅核准狩獵山羌1隻，引起部落的不滿與爭議。

筆者認為此一事件的爭議點不是數量的問題，也不是「歧視」或是「不尊重」部落，而是所謂的「審核標準」與「部落自律」之間的平衡要如何取捨。

首先，民國101年6月由林務局與原民會共同頒訂的「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中，詳列出各地原住民族需要狩獵的祭儀與時期，也包含所需祭儀的動物。

其數量的規定「參考轄區野生動物資源現況及上年度實際獵捕野生動物種類、數量決定之」。這其中也可以看出要符應這套管理辦法，先決條件應該是針對原住民傳統領域轄區內的野生動物資源進行現況調查。然而，這項調查的資源甚少落實在部落中，大多委託學術單位進行調查。

若依據「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於101年記者會中公布相關資料，台灣並未建立完整的「野生動物生態調查」，因此各地縣市政府要如何審核，標準何在？也因為調查研究資源多存於學術單位，部落也無法運用相關的研究成果提出申覆。

其次，達魯瑪克部落長期以來經營部落公約，並與台東大學針對部落傳統領域的生態調查進行長期的合作，其部落的團結與自主能量一向是台東縣境內最代表性的模範性部落。且部落的領導者、耆老、獵人都秉持傳統狩獵規範與精神，具有在生態系中對於自然的尊重，富有傳承、教育的精神。

但縣政府的回覆，似乎又將部落的意念，與過去濫捕的現象牽連在一起。

這裡便出現一個矛盾點，台灣野生動物濫捕的現象的確存在，查緝上也是十分吃力。實際上濫捕對於野生動物的活動與數量的影響，遠大於傳統祭儀所需。但為何「守法者」要為「非法者」負起「數量」上的責任？

或者更深層的是，國家是否從未以「賦權」的角度，恢復以往部落對於傳統領域內的保衛權力，抵抗外界的濫捕現象。寄託於公權力的查緝，附身於「管理辦法」中的管制，似乎永遠也無法符合或部落的期待。

而相隔幾天，行政院院長江宜樺來到花東進行「花東原住民部落深度文化體驗之行」表示，希望在原住民文化復振工作及生活福祉盡一份力量，「彌補台灣原住民在過去一百多年來遭受的不公平對待」。

如果真的要彌補，並不是鬆綁各種管制辦法，或者增加各種福利或買辦的政策制定，而是恢復的最根本的信任與夥伴之間的關係，將守護家園的權力賦予給有能力的部落，逐漸的從被管理者走上一個管理者的角色。

國家對於原住民事務應是努力的解決山林管理機關的疊床架屋的奇怪現象，消除每一管理機關的山頭主義。僅憑一個原民會要與眾多把持山林的管理機關抗爭，無異是螳臂擋車。倘若更高層的行政首長不能強力支援，相信所謂的「彌補」也只是一個空殼，平等的對待也無從到來。（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少數民族的公廣集團─西班牙巴斯克地區EiTB(下)

2013年7月10日

■林福岳

就現況而言，「巴斯克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是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區的第一個廣電媒體集團，旗下有5個電視頻道、5個廣播電台、網路以及需求方平台（on-demand platform），提供該集團的所有媒體內容。

其中有一個頻道是以兒童青少年和文化內容為主，還有兩個頻道內容包含了國際性質的節目。他們自2001年開始透過衛星頻道播送節目，在全歐洲地區，收視範圍可以達到870萬的用戶，是十分龐大而廣泛的範圍。

EiTB的傳播企圖不僅僅是在歐洲地區，為了增加世界各國的能見度，他們將觸角伸到了美洲。為了讓美國的觀眾可以收視到該頻道，他們特別設置了一個「瓦斯科運河」計畫（Canal Vasco），透過美國的有線電視和傳播公司，提供給美國的電視觀眾收看；另一方面更透過加拿大的一家JumpTV電視公司將頻道的節目上網，讓全世界的民眾都可以收看EiTB的節目。

至於廣播方面，EiTB的5個廣播電台每天的收聽眾大約超過30萬人，這明確地顯示他們是一群生活化、現代化和親民的廣播電台。每個電台在定位和傳播功能上也有明顯的區別，像是Euskadi Irratia是一個一般性的巴斯克廣播電台，Radio Euskadi則是以西班牙語為主，Radio Vitoria是專門為巴斯克地區阿拉瓦省（Alava）民眾製播節目的電台，Gaztea是以年輕人為主要對象的頻道，而EiTB Musika就是音樂的專門頻道。5個頻道各司其職，服務不同的閱聽群眾。

自2008年起，EiTB架設了自我的網站，將媒體集團中所有的內容都上線，提供民眾選擇。而這個新的管道還透過巴斯克語，西班牙語，英語和法語等4種語言的服務，讓想要近用的民眾都可以找到自己適合的管道。

以2百多萬人口，土地面積還沒有花蓮和台東加起來大的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卻可以規劃得出那麼完整和功能齊備的媒體集團，而且是屬於公共服務性質的傳播方式，這充分顯示自治區的政府對於傳播的社會功能和價值有強烈的認知和期許，希望透過廣泛而龐大的傳播網絡，建構屬於自我的傳播機制。

而由於是屬於自治區的公共電視，便沒有所謂的族群主體性的問題，可以完全站在自我的立場發聲。但是他們卻也不因此自我封閉，一方面是為了實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拓展收視和收聽的範圍、擴大影響，在節目方面同時提供巴斯克語和西班牙語製播，而且考慮到廣大歐洲閱聽眾的需要，加入了英語和法語。甚至為了將聲音送到美洲和世界各地，積極地和美國和加拿大合作，在當地落地播出，這樣的企圖心和做法可真是讓人震撼及佩服。

如果我們正在規畫台灣將來的原住民族電視台，同時也要舉行「原住民族國政會議」，不妨參考一下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例子，曾經被視為恐怖組織、專事暴動的政治組織，可以在傳播方面如此認真著力，透過完整的傳播媒體規劃，向自我族群、整個國家、歐洲地區、全世界大膽地發聲，他們所帶給我們的啟發和做法會是什麼。 （全文完，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保留地國有化的歷史惡業

2013年7月3日

■施聖文

6月21日，台東縣政府為了確保在蘭嶼東清7號地上興建混凝土預拌廠如期進行，不惜動用60名警力，後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協調暫時停工。此一事件所凸顯不僅是風災之後執行重建工程的粗糙，同時更重要的是國家土地制度與達悟人傳統土地使用慣習的衝突與矛盾。

自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將「傳統領域」置入法條以來，統治政權從未對於原住民族的土地所有權利有歷史性的回應。百年來，統治政權以各種論述、手段片面否決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擁有權利，並且排除了原住民土地使用的傳統慣習。土地的管理模式以私有財產的登記模式，強殖於原住民的觀念中。

現代土地管理模式一直未能取代部落的慣習制度，尤其在土地登記上，依循傳統與其私有、家族共有、部落共有、勞動使用等規範，對於部落族人而言，國家的法令反而更顯複雜難行。如果從現在登錄土地權屬來看，99.4％都屬於公有地。這一數據顯示的並非是放棄土地權利，而正好是對於現代土地制度抵制的最佳證據。

然而，對於缺乏歷史與原住民族文化素養的行政機關而言，把持著權利登記為公有土地而套著「依法行政」的羊皮，骨子裡卻是成為公部門或有心人士擅加利用與規劃開發的便宜法門，尤其利用部落土地共同持有的漏洞，私自佔有部落公有地，而達成地上物建築之事實。

這不僅只是發生在蘭嶼，台灣對於原鄉地區的「區域規劃」在「國有地」的包裝下，已經橫行半世紀。這裡面不乏透過地方行政機關的掩護，從事地籍移轉、就地設置的案例與糾紛。由此觀來，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是處於行政機關便宜行事的工具，以「要點」來凌駕「法律」，如果族人沒有驚覺自救，一旦開挖設置，又將走上「就地合法」的路子。

筆者認為，這裡面真正扭曲的是地方政府拿著「公有地」權屬，在那邊高喊「這是屬於中華民國土地」的官員、民意代表等，成為抵制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利的擋箭牌而不自知。

此外，這一宣稱更直接證明了掠奪土地的事實，是如何的以制度作為陷阱，將傳統領域的法定權利懸置高閣，忽略不管。或許我們應該慶幸、感謝達悟族人挺身而出揭破這套遊戲規則。此一事件的出現，相信以後還會有更狡詐行政騙術會不斷出現。與掠奪土地豺狼相鬥，需要更大的勇氣與睿智。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少數民族公廣集團：西班牙巴斯克區EITB（上）

2013年6月26日

■林福岳

長達兩年半的拖延與糾葛，公視董事會補提名審查工作終於在本月25日通過4位被提名人，第5屆公視董監會總算可以成立了。台灣的公共電視比起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公共媒體，相對來說可算是窘迫、困乏、經費短缺和政治干預嚴重的一個媒體。

這陣子原民會正在籌備「原住民族國政會議」，在「營造原住民族傳播環境」的子項目中，有人曾經建議，目前一個原民台的廣電服務實在不夠，是不是應該成立一個「原住民族廣電集團」，擴大並強化原住民族的廣電傳播服務。

說來有點像是天方夜譚吧，台灣連全國都沒有「公廣集團」了，原住民卻還想要先有，會不會太奢求了？

確實，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廣電媒體大多是國家或政府以公共媒體的型態設立；正因如此，在媒體結構和運作實踐上才要特別留意所謂傳播主體性，重視媒體的所有權或是主控權是不是歸由原住民或少數民族自身。

但是嘗試換個邏輯思考，如果26日原住民族或少數民族有所謂的自治政治實體，而原住民族或少數民族的廣電媒體就這個自治實體的公共媒體，是不是就沒有所謂的「主體性」的問題了？

這不是我的突發奇想，事實上世界上真的就有一個屬於少數民族自治區的公共電視，台灣知道的人並不多，台灣公共電視曾經出版一本介紹世界各國公共電視的書《追求共好》，其中也沒有收錄這家媒體，那就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巴斯克公共廣播電視集團」（Euskal Irrati Telebista ,EiTB）。

還是得先介紹一下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巴斯克（Basque）這個地方緊鄰西歐庇里牛斯山脈，位於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一帶，面臨比斯開灣。巴斯克人在史前時代就已經居住在庇里牛斯山南北兩麓，其種族的起源至今仍是個謎，所使用的語言不屬於拉丁語系，也不同於斯拉夫語系，人民大多信奉天主教，民族意識強烈。

巴斯克自治區包括阿拉瓦、基普斯誇與比斯開三省，首府為維多利亞。巴斯克自治區於1979年12月成立，面積7,234平方公里，人口約212萬。巴斯克至今仍是西班牙獨立意識較強的地區，多次要求提高自治。

其中最致力推動「巴斯克國家解放運動」、希望建立巴斯克為一獨立主權國家的「巴斯克自由祖國」組織（Basque Fatherland Liberty. 巴斯克語為Euskadi Ta Askatasuna. 簡稱ETA）「艾塔」，是最積極的政治團體，曾經以恐怖暗殺攻擊爭取自治和獨立，不過2007年艾塔表示將永久停火，走回談判桌，以協商和投票的方式爭取更高層級的自治。

儘管爭取自治和獨立的過程風風雨雨，但是傳播政策和媒體設立，卻早在1980年代便已開始思考擘劃，並付諸於實際的政策。在法制方面，1982年5月便先賦予法律的基礎，無異議通過得以設置自有電視台的法規；在媒體建置方面，同年的11月便立即先進行廣播電台的節目製播，讓巴斯克地區的人民立即可以得到自己族語的廣播服務。這種明快的發展節奏和工作效率，真讓人佩服。 

（待續，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數字的魔術？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爭議

2013年6月19日

■施聖文

6月11日，台東縣議員提案要求對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聲請大法官解釋，針對該法案是否對於經商或政府採購，造成違反社會公義與平等之疑。這一「聲請」，也將原住民地區政府採購行為中，法令與實際狀況的落差揭露出來。

對於提案的李錦慧議員所論，除綠島鄉外台東縣皆為原住民地區，而台東原住民人數佔33.12％，在比例上是否適當，這裡當然有些統計數據的弔詭，似乎顯示台東縣所有「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1百萬元以下之採購案）皆以原住民族所屬團體、法人或個人為優先。

因此呈現一種數字的印象是：「1／3的原住民承攬全縣的採購案」。然而，實際上超過1百萬元的服務委託案，如工程、建設等技術性的招標案，卻無此限制。

再來看另外的數字的顯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統計歷年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註），以98年度為例全國共計7,911案件，總決標金額32億3,837萬9千元，實際上原住民廠商得標件數340件，得標金額1億2,849萬5千元，案件數佔4.2％，決標金額僅佔3.9％。從全國的數據來看，實在無法感受保障法對於原住民有造成什麼樣的巨大利益，或是所謂的「不公平」。

若是台東縣政府如公共工程委員會，將原住民廠商得標件數與金額統計出來，便可清楚看到台東縣政府實際的招標情況，似乎不需要走到聲請大法官解釋這一步。

當然《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是否有可能造成商業活動的障礙或壟斷。曾於2007年有媒體報導指出六福村遊樂園因受到關西鎮納入原住民地區，使得有關政府採購案造成六福村涉及公家機關、學校的招標案，必須優先交由原住民個人、法人或機構承包。

當時的旅行社只有一家符合這項法規，業者認為此案造成市場壟斷，造成公家機構、學校為了避開招標困擾，避免將旅遊行程安排至六福村，而減少5至7成的遊園人次，業者為此曾要脅搬離關西鎮。

此案在原民會做出解釋，認為觀光旅遊採購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就已經排除「原住民優惠之適用」，因此不受相關限制，爭議也告一段落。

在《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立法精神並非是一種優惠性的差別待遇，反而是符合社會公平之原則，所進行的平衡性立法。若將此法視為台東縣商業活動的障礙，拿著為求族群和諧與憲法的大帽子扣著，卻不從實際的標案狀況來審視台東縣政府的採購情況，相信都會被這些一時冒出的數據印象所蒙蔽，忽略真正實際的操作，一同跌進數字的魔術印象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講師）

註：公共工程電子報第24期《淺談原住民地區採購》，文中有區分出自88年度至99年度5月份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的相關統計。

[立報]部落新聞眼：40多年的新聞堅持

2013年5月29日

■林福岳

《今日美濃》、社區報紙、黃森松、美濃，這幾個字眼幾乎可以畫上等號。

5月20日，政治大學在校慶當天表揚了5位傑出校友，其中有銀行家、大律師、前任高官、知名大企業家，唯有黃森松，一介來自美濃的平民，目前連個正職和固定收入都沒有，很不搭軋地名列其中。可是當天的致詞中，也只有他讓全場動容掉淚。

1974年，還在政大就讀新聞研究所的黃森松，因為老師林懷民的啟發、以及當時指導教授楊孝濚的鼓勵，回老家高雄美濃嘗試創辦了號稱亞洲第一家的社區報紙《今日美濃》，試刊了8期，並且因而完成了碩士論文。1977年《美濃周刊》正式發行，台灣的社區媒體於是發軔。

從那時到現在，黃森松當過早年黨外雜誌的總編輯、主流報紙的記者和主管，但是對於《美濃周刊》的工作卻未曾忘懷，其間崎嶇顛簸不在話下，也曾經停刊過。

不過黃森松始終沒有放棄他對於社區媒體的理念，妻子林錦霜給予的支持和鼓勵是最大的背後支柱，但遺憾的是，2009年林錦霜因病過世，他失去了最重要的倚靠。但是他決定重新恢復《今日美濃》，以雜誌的型態和修纂美濃地方誌二合一的方式重新發行，再次創造了地方／社區媒體的新風貌。

當天他上台領獎，一上台就手舉一本《今日美濃》，緩緩開口說道：「我這40年來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編這本雜誌。」

台下靜默了兩秒鐘之後，爆出如雷的掌聲。

他自認為手創40年《今日美濃》，真正做到了張季鸞先生所說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後，他舉著一路從美濃帶來、4年前去世妻子林錦霜的照片，說要和用了一輩子心力支持他的髮妻共享這一刻。

言畢，全場早已是掌聲和淚水交錯。

我的老學長黃森松一生就在新聞和文史這兩個領域中打轉，目前編雜誌和替地方撰寫地方志就是他的主要工作。但是其實他自己一生的行徑，就已經是台灣媒體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標記，他實踐了一個媒體人終極的理想和價值，也創造了媒體真正核心的意義。

相對來看，原住民媒體發展之初，平面媒體也曾經漪歟盛哉，《高山青》、《原報》、《獵人文化》、《原聲報》、《南島時報》，還有目前仍存續的《蘭嶼雙週刊》和《山海文化》，這些擲地有聲的刊物都為原住民自我族群發展的新聞和歷史留下詳實而深刻的紀錄；更在原住民族近用媒體、擁有自主媒體對於建立主體性、族群認同、形象重塑、文化傳遞等傳播功能上造成重要的影響。

但這些興盛一時的刊物，爾今安在哉？

我非常期待原住民族中有新聞或文史工作者，願意像黃森松那樣，堅持辦好一個媒體，長期地為某個族群、某個地方、某個部落、某一群人，留下歷史紀錄。花火雖繽紛璀璨，但我們更需要札實深耕的媒體，一筆一劃地刻印屬於這塊土地的人民和記憶。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520原民政策評鑑： 無效的反動修辭

2013年5月22日

■施聖文

一幅「馬英九治下，加速消失的原住民族」斗大的標題，似乎道盡了政權輪替後，原住民相關政策上推動的遲滯。

本月17日，原住民族的民間團體，在民進黨原住民族事務部的主持下，對於馬總統的原住民政策提出批判。其中羅列有關法案推動、自治區的試辦、東海岸不當開發、原住民文創的商業化、以及都市合併升格後原鄉喪失自治權等問題。

這些都是原鄉的沉痾，或許應該說是一場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產物。要把這些問題要求或期待政治領導人物一聲令下就可以解決的話，或許是太天真的面對這些結構性問題。

首先，這些問題並非能夠以政治領導人物作為批判的對象，有些涉及的是地方權責、濫權的問題，例如美麗灣台東縣政府的蠻橫、原住民文創商業化是市場經濟掛帥的錯誤、法案推動（土海法、自治法）涉及是黨派政治的犧牲、都市升格的行政區域權責問題主管機關也非原民會。

若說真的有可為而無作為的，那可能要算是自治區的試辦。

上述並非是要為國民黨政權開脫罪責，事實上這些問題之所以沈痾，多在國民黨政權下透過派系政治、行政官僚馴化等過程，使得地方是以派系來主導地方發展、以原鄉的自然資源換取市場、經濟發展的成果，讓地方政府成為第一線打手，將國家的手伸進原鄉。

但這樣的批判是粗略且並非完整，因為如果要看近年來原住民政策的推動，從1996年到2013年原民會成立期間，民進黨與國民黨掌握原住民政策的時間各佔一半，若要以政績來計算，可能又會陷入黨派政治的口水戰。

比較吸引目光的是這場記者會中針對都市升格在4個原鄉所辦的說明會及部落現況和意向問卷調查的數據有可能呈現的意義。但這部份並未深入分析與檢討。

筆者時常在思考的這些斗大的政治修辭，到底成就了什麼？馬英九真有那麼大的魔力可以讓原住民族消失？他是原住民政策無效的所有源頭嗎？如果沒有，那「加速消失的原住民族」的政治修辭，基本上是在喚起族人們的憂患意識，但筆者詳細查詢了此一時段中的相關新聞，並未引起太多共鳴。如果是這樣，又應該如何解讀這場記者會呢？

從一個反向的思考的可能性，在於淪於黨派惡鬥、政治口水的原住民議題，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也逐漸失去了吸引媒體、凝聚共識的要素。

所謂的評分也成為一場無效的反動修辭，就算給負一千、一萬分，對於這些沉痾，也無法提供了多少應有的論述與正面的助益，留下的還是黨派夾縫下原住民族的悲哀。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講師）

[立報]部落新聞眼：無法發聲的無辜者

2013年5月15日

■林福岳

正如我所擔心的，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衝突，除了被射殺的台灣漁民之外，最無辜的受害者，可能就是在台灣的菲律賓移工們。

在死了一個台灣漁民之後，台灣民眾對於菲律賓的氣憤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正如同所有族群間的對待關係，人們很容易用刻板印象來看待另一個族群，尤其是當雙方發生衝突的時候，刻板印象中的負面因子，會不斷地被放大和強調，一方面讓憤怒具有正當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攻擊的箭靶。

在這種情勢下，過去長年菲籍移工在台灣所發生過的負面案例，也成為人們交相指責的對象，凍結菲勞的措施、甚至遣送回菲的言論，都讓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在台菲人處於一種非常窘迫、甚至情緒迫害的情況。

最糟糕的是，這些菲籍移工對於自身所面臨的處境，竟然沒有可以發聲的管道，儘管他們也是無辜的平民老百姓，儘管他們和這起事件完全無關，儘管他們可能也對菲國政府表示不滿，可是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向社會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意見。

甚至有主流媒體刻意去訪問菲籍移工，在周圍人士的集體壓力和攝影機鏡頭前面，他們勉強地附和著台灣民眾的意見。

所幸世新大學的夏曉鵑老師、中正大學的管中祥老師等人，嘗試著透過臉書和新聞網站，呼籲大眾，台灣民眾應該把重點放在菲律賓政府的處理態度，而不是以暴力對付同樣手無寸鐵的菲律賓勞工。

甚至進一步幫他們表達，菲律賓政府的負面作為，菲律賓人民也同樣是受害者，他們也一直嘗試各種反抗方式，所以菲律賓人民應是台灣人民團結的對象，絕對不是台灣人發洩對菲律賓政府憤怒的出口。起碼在言論場域中，這樣的聲音有了迸出的機會。

美國新聞學者Wilson&Gutierrez曾研究主流媒體對於少數民族的新聞報導方式，區別成五個階段，其中第一個階段是「排斥」，完全不予報導任何少數民族的新聞，彷彿他們並不存在這個社會中，視若無睹；第二個階段是「對立」，將少數民族視為社會的負面因素，提醒大眾注意和堤防。

因此，這些少數民族，包括非裔、拉美裔、亞裔、原住民等等，都被主流媒體描繪成的危險分子，常常刻意將他們和暴動、犯罪連結在一起，甚至忽略他們的觀點和聲音；相對地，他們卻沒有管道和機會表達自身的意見，就算他們遭到誤解和歧視，也無法透過媒體提出訴求。

試想，當年美國少數民族在傳播媒體上的處境，是不是也就是當今外籍移工、新移民在台灣的處境？如果沒有人當他們的傳聲筒，替他們來發聲，這個社會就會被憤怒的情緒所淹沒，將怒氣發洩到這些無辜的菲國老百姓身上，後果恐怕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弱勢族群面對社會主流的強勢意見，往往只有被動接受。可是如果負面的主流意見影響到他們的生存和安全，這個社會必須有警示的聲音，避免無辜的災難發生。對於弱勢族群來說，有時，傳播權就等於生存權。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狩獵文化與動保：並非原漢對立議題

2013年5月8日

■施聖文

5月初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召開記者會，公布從95年到101年記錄的活動調查影片，並以「民俗與祭典沒有虐待動物的特權──停止各種戲虐動物競賽」為題，呼籲政府單位與社會重視這方面的議題。然而，這篇新聞在各家媒體的「再」詮釋的情況下，卻掀起了某種原漢對立的氛圍。

有關於本次「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以下簡稱動物研究會）所公布的資料，已有數篇文章進行相關的評論。一方面從原住民族傳統祭儀與文化的觀點，對研究會所秉持的觀點，予以駁斥，並認為這是對原住民狩獵的污名化。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發現在原住民族本身傳統狩獵的文化中，對於被狩獵動物的尊重，在這些活動中予以扭曲。

於是焦點轉向更深層的社會結構與歷史的問題：原住民族在台灣的歷史過程中是如何被剝奪，尤其是「傳統領域」。因此，一種「原漢對立」的氛圍逐漸升起，干擾了原本應該可以被公開討論的議題。

首先，狩獵文化與動物保護為何存有這樣的對立緊張關係。筆者發現，從「動物研究會」所發出的新聞稿中，並未否定原住民的狩獵文化，更在文中提到：「原住民向來以尊重自然、生態智慧自豪，其狩獵精神與文化傳承，更強調對獵物的尊重與感恩。」並且「期待原民菁英、耆老、精神領袖，或各界關心原民權益人士，檢討其政經結構因素，避免繼續淪為原民既得利益者爭權奪利的工具，陷所有原民於不義。」

如果從「動物研究會」的新聞稿中分析，正是站在原住民族文化狩獵的立場上來批判這些，「以文化之名實為商業之行為」的扭曲。

其次，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誤解？其實也正如新聞稿最後的呼籲，它是一個政經結構的因素。一方面從日治時期開始，便剝奪原住民族山林間的權利，同時保留地、林業、保育等各項政策，讓原住民失去在山林間活動的權利。因此，每當有對於文化認知不同的相關議題出現時，一種歷史的剝奪感，就油然而生的產出抵抗意識。

第三，從媒體渲染的角度，這些嗜血的畫面也正投其媒體所好。反而在媒體的操作下，將「原住民」作為一種統稱式的稱呼，一旦置入在報導中，便激起了「主辦單位」以「原住民文化」為進行辯護。

同時，這些「主辦單位」在面臨這些影像資料的揭露，也很難以真正的文化理由來進行辯駁，便投射出「原漢文化認知差異」的政治修辭。

在此一新聞事件中，突顯了近年來有關原住民族的社會議題，極度容易的陷入歷史情結之中，迅速地戴上原漢之間的文化差異與族群衝突的大帽子。其實，「原漢對立」在此一新聞議題中，根本是個假議題，一個被捏造出來的虛假意識。

對於動物生命價值的觀點，是同時存在兩造之間。如果說還給原住民族原有傳統領域，而能讓動物生命與價值受到尊重，相信「動物研究會」也會舉雙手贊成，而非是如今沉痛的呼籲。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講師）

[立報]部落新聞眼：大方說出他是誰

2013年5月1日

■林福岳

台灣的媒體節目中，對於展現族群身分這件事情，似乎有著一些隱晦的情結。

我這麼說倒不是在鼓吹媒體上呈現的所有角色，都必須明確地將族群身分表露出來，而是認為族群身分本來就是身分和生活一部分，適度的呈現出來，才是真正反映了社會真實。而這種身分的呈現，正是建構多元文化社會肯認和欣賞的認知基礎。

例如在轉播球賽時，如果有機會聽美國職棒的現場轉播，播報員在介紹球員的時候，往往會帶上一兩句球員的身分背景，像是原本多明尼加裔的A-Rod、來自巴拿馬的Rivera；甚至在介紹王建民或是陳偉殷的時候，有時也會帶上一句「他是來自台灣」這樣的簡要說明。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介紹球員個人資訊應有的基本內容。

但是在台灣轉播球賽的時候，相對來說就比較少聽到播報員介紹球員的族群身分背景。有一次學生問我，在經典賽大放異彩的陽岱鋼是不是原住民，我便趁機說明了台東市馬蘭地區阿美族陽姓氏族的姓氏緣起，順便將陽氏家族和棒球的關係約略談了一下，他才恍然大悟這個姓氏的意義，以及和棒球的關係。

如果每位球員在出場時，播報員或球評能約略地介紹一下族群身分，甚至解釋一些相關的背景知識，對於球迷來說，該是多麼豐富和有意義的資訊啊！

前一陣子，如果有人在4月16日看了美國的職棒球賽，會發現一件奇妙的事情，當天所有球隊的所有球員，球衣號碼都是42號！因為當天是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傑克羅賓森日」（Jackie Robinson Day），所有球員都穿著42號球衣出賽。

這是從2004年開始的一個傳統，而今年因為恰好碰上波士頓的馬拉松比賽爆炸案，氣氛顯得有些沉重哀傷，許多球隊在開賽前也特別前為爆炸案的死傷者致哀。

簡單地說，1947年4月15日是黑人球員傑克羅賓森初登場的日子，這是美國首位進入職棒大聯盟的黑人球員，算來今年是棒球界打破種族藩籬的第66週年。大聯盟從2004年起，將這天訂為傑克羅賓森日，所有的球員及場上的工作人員，都會穿著傑克羅賓森當年的背號42號出場。

在運動場上展現族群和人權的意義，這就是他們面對多元族群社會的處理態度，看到滿場球員穿著同樣42號球衣在揮棒奔跑，這是多麼感人的畫面啊！

高爾夫球星老虎伍茲，是一個具有多元族群身分的運動家，他出生於美國加州，從小在洛杉磯長大。但是在血統上，就有得說了：他父親有1／4華裔血統、1／4美國原住民血統，和一半非裔美人血統。他的母親是泰國的移民，擁有1／2泰族血統，1／4華裔血統，再加上1／4的荷蘭人血統。總計起來，伍茲一個人身上就具有1／4華裔血統、1／4非裔血統、1／4泰族血統、1／8原住民血統，和1／8荷蘭人血統。

所以高加索白種人、非裔黑人、亞裔黃種人和美洲原住民這四種血統都在他一個人身上，這還不精彩嗎？身分和認同的多元和豐富，這不也正是一個多元社會最有價值和意義的地方？媒體其實不必隱晦，族群身分的展現，正好反映的社會不同族群的彼此認知和理解，誰曰不宜？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從「驚鴻一瞥」到「定睛凝視」

2013年4月17日

■林福岳

再過兩天，4月4日從杉原灣徒步出發的20餘人，就要步行到台北凱達格蘭大道，將部落的聲音一路帶到總統府前。

這批人是一群關切東海岸生態與部落文化的個人與團體，透過17天265公里的苦行，擎著「不要告別東海岸徒步行動×凱道音樂會」的旗幟，要求執政者立即檢討漠視當地人文生態的「發展模式」，轉而呼喚從傳統走來的、在地多元的、深厚的、可持續性的、小而美的發展政策。

這個行動和訴求說來有些悲壯，政府始終沒有能夠好好聆聽原住民的聲音，總是敷衍、推諉、搪塞；甚至欺瞞、使詐、迫害，逼得原住民只好用這種方式看看能不能喚起政府的重視和民眾的支持。按照東海大學施聖文老師的說法，這種做法是身體的苦痛成為最後的「武器」，「苦行」成為一種抗爭政治的過渡。

但是看看近兩周來的新聞，最先充斥著于美人的家務事，接著鋪天蓋地關於《我是歌手》節目的新聞，然後是連篇累牘台灣的炸彈案和波士頓的爆炸案，這件原本期望引發關切和注意的事件，就被淹沒在這些新聞中，不復聽聞。

或許我們不該在期望他們做額外的工作，但是社會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召喚公民社會對於運動主體在正義和利益上的訴求，建構認同和表達支持。這就是社會運動中所謂「共識動員」的概念，社會運動發動的過程中，社運的領導者要企圖經由說服，來改變社會大眾參與與否，也就是要動員人們心中對社運的認同。但是運動本身並不能有效或完取得詮釋權，仍然必須依賴某些媒介，尤其是大眾傳播媒介。

因此，這個活動如何取得媒體的青睞，可以佔有版面和篇幅來傳遞訊息，甚至形成社會關注的議題，就是非常重要的運作策略。像是反核四運動，一開始投入和關注者，僅限於少數關心環境的人士，可是當富豪富邦蔡明忠的前主播老婆陳藹玲以她的名氣及財力，結合名流人脈，找吳淡如、陶晶瑩、徐璐、李烈、方念華、葉樹姍、丁乃竺等一干名女性共同發起「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號召10萬媽媽一起為孩子監督核電廠安全，這就吸引了媒體目光，大力加以報導。

畢竟「每一個媽媽都關心孩子的未來」這個訴求，太鮮明而易被接受，因此反核四一躍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見，從共識動員的觀點來看，是社會運動一次非常成功的媒體策略運作。

原住民的各種運動多年走來，始終沒有辦法獲得社會大眾的注目，人數少和議題的邊緣，固然是客觀的因素；但是在運動策略上，始終沒有辦法有效地召喚主流社會在觀念上的認同、更遑論行動上的參與。

怎麼樣借助公關或是媒體策略，讓社會大眾從瀏覽式的驚鴻一瞥，轉換成為專注的「定睛凝視」，是運動者和團體最需要的能力，同時也是一大挑戰。當有一天，社會大眾都願意「凝視」原住民的時候，原住民的聲音才會被聽進去，原住民的形象才能夠深植，原住民的處境才能夠被了解。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族語、母語，傻傻分不清楚？

2013年4月3日

■林福岳

2月21日是世界母語日，因此近來會有一些媒體的新聞報導，紛紛關心原住民族語言流失的狀況，都會提及族語傳承的問題。可是在這些報導中，記者一下使用「族語」來形容原住民族的語言，一下子卻又說應該要恢復和傳承原住民的「母語」。這讓我不禁懷疑，這些消息來源和記者，究竟有沒有搞清楚「族語」和「母語」的差別？

我不是語言學者，但是從一般的常識和文獻中，都可以分別理解兩者的意義。所謂的「族語」，簡而言之就是某個民族長期傳承下、屬於自我且生活中使用的語言。「母語」，則可以說是一個人出生以後，最早接觸、學習、並掌握的一種或幾種語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51年便曾對「母語」出了如下定義：「母語是指一個人自幼習得的語言，通常是其思維與交流的自然工具。」對於一個生活在自我族群環境中的人，他的母語通常就會是族語；可是對於不是生活在自我族群社會中的人而言，他的母語和族語很可能是兩種、甚至多種不同的語言。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原住民語言學者可以解釋得比我清楚和詳細許多，可以就教於他們。

而我關心的是，當媒體在報導關於原住民族語言的新聞時，尤其是報導自我族群語言流失的狀況時，應該使用的字眼是「族語」，即使消息來源用的是「母語」一詞，記者也應該評估其描述的上下文，判斷消息來源所指稱的應該是「族語」還是「母語」，選擇較為適當的字眼。

不過，媒體工作者對於這樣的差別，似乎並沒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到現在還是常常會看到記者在同一篇報導中兩種字眼交叉混用，絲毫沒有察覺這兩者的差別。過去原住民電視台的諮議委員會，便曾經要求原住民族電視台在描述原住民族語言的時候，一律使用「族語」一詞。

前幾天和一位來台的大陸滿族交換大學生聊起少數民族語言的問題，我問道：現在會說滿州語的人不多了吧？她感嘆地道：可能不到兩百個了吧！

學生說的數字是太誇張了些，但是滿州語的流失卻是殘酷的現實。清朝的前期到中期，朝廷大多還是用滿文來發布詔、誥等，成為奏報、公文、教學、翻譯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文字；但到了乾嘉年間，滿語已經開始衰微了；及至末期的光緒年間，大約還有4萬餘人使用滿語。

可是如今呢？根據保守估計，到2011年，全中國會說滿語的人，大約是2千人。一種曾經統治過中國那麼大版圖的官方語言，在政權消逝百年之後，已經到了瀕危的程度。可是全中國的滿族人口究竟有多少？依照2010年中國官方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目前滿族的人口大約還有1千萬，也就是說，這些逾千萬的人口，絕大部分都失去了他們的族語使用能力；而他們的母語，早就是普通話了。

傳播媒體在原住民族語言的復振與傳承工作上，其實可以發揮十分重要的影響力，但是請媒體工作者先在名詞的界定和使用上建構清楚的概念，避免將自己的盲點變成為大眾的疑惑。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立報]部落新聞眼：會說「原住民主體性」的鸚鵡

部落新聞眼：會說「原住民主體性」的鸚鵡

2012-7-18 21:48 作者：林福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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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經濟學，一個有名的笑話是，只要能教會一隻鸚鵡說「市場經濟」4個字，他就可以當自由主義派的經濟學者。

上 個月甫舉行過的「原住民新聞與傳播研討會」，聽完所有的論文發表之後，讓我心裡面有一點點的不滿足，這些論文品質都還不錯，作者也都很努力地研究和撰寫， 可是我總是覺得有些地方始終騷不到癢處。按照阿美語的說法，叫做afsa'，意思就是味道不夠、或是做事不到位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