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日
圖文■高怡安
國家的組成，就是建築在高度現代化的簡化邏輯之上；這樣的簡化邏輯在四要素必然釀災。這四要素包括：
一、專門用行政命令企圖控制自然與社會走向的社會工程（socialengineering）：單單這項不必然壞，但綜合後面三項就非同小可；
二、駕馭自然、統御人性、迷信科學、盲目倚靠理性邏輯的現代主義意識形態；
三、願意並且能夠去推行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形態的極權／威權國家（authoritarianstate）、以上兩項加上第三項十之八九會出事鬧人命。
四、沒有能力去抗拒政府大型計畫的公民社會──這與第三項緊密相關，用行政命令做社會工程的殖民統治也會有效率的削弱公民社會力量。
趨吉避凶起見，在帝國主義式、或是霸權式，也就是指有唯一一種做事方法，其他人的做法都是錯誤的，計畫那樣的心智狀態下，去排除在地知識以及智慧的必要角色，是絕對不能讓它恣意發生的。
國家持有特定的知識，在精確的計算和測量下，為了最大化資源、控制產出，必然縮減視野、簡化邏輯，以使科層得以順利運作；同樣的道理，原住民族在與公部門在聯合國參與經費挹注面向上，也面對效益目標標準化規定下，特定的邏輯被提醒強調要彰顯、另外有些不在特定邏輯下扮演重要角色的面向就必然要忽略，其實國家效益排序與草根在地經驗，前者替後者如何的美意規畫與安排，不必然在執行上會在總體效果會有多大的變化──有時候甚至不升反降卻也所在多有。
結論
謝世忠定義霧社事件的歷史意義在於，台灣原住民族從此失去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謝世忠，引自王增勇，見註1），由此觀之，否認原住民族生活方式的「霧社事件」其實不曾停止。總而言之，原住民族常設論壇參與在個人、部落以及國家上都扮演深刻而重要的角色，這樣的永續發展，需要長期而持續的累積去經營。民主社會的穩健成長，建立於在成熟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溝通、在不急迫跳腳為彼此做任何「怎麼樣才叫做最好」的決定之上、在定期而言之有物的討論中尋求雙贏。
後記：給所謂的「受過教育的人」
我在去年碰巧與在加州大學任教的女性主義學者Sandra Harding有短暫的會面，受益良多之餘就也開始留意她寫的書，其中諸多書籍裡面都提到對所謂的當代科學科技（STS）的小心戒慎以及所謂知識份子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所謂受過正規教育的、大學出身的學生、研究者們。
「就是我們這些在科學、社會科學、人文領域裡面打滾的，常常──多出自不留神──提供出所謂「概念資源」，給我們政府和財團正當化他們竊取、宰制那物質上的資源，以及控制這個社會的理由和依據……我們以為我們是理性思考的人，人家卻指著我們鼻子說：現代科學的好處不成比例的加之在像我們這樣的人身上，但是經濟和政治上造成的傷害卻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一群人在默默背負。他們說我們，製造了一套系統性的、建築在實證研究上面的「知識」和需要支持它存在的框架，並在此同時一併矢口否認這個情況。」（註2）
註1：王增勇，2013，初探長期照顧作為原住民自治的可能性。
註2：Harding S. 2006. Science and Social Inequality: Feminist and Postcolonial Issu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hicago.
（全文完，作者為泰雅族）
（全文完，作者為泰雅族）
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成員與論壇主席Mr. Paul Kanyinke Sena(中)及非洲原住民婦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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