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在文化政策與經濟發展之間（孫瑞穗）

在文化政策與經濟發展之間（孫瑞穗）

2011年07月05日 

日前由白鷺鷥文教基金會連同台灣智庫共同舉辦了一場題為「文化民主化」座談會。會中提到當前政府只有「文創產業」，卻缺乏結構更高位、內容更完整的「文化政策」。專家評語如雷貫耳，其中確有許多值得深思之處。

一 個民主國家該不該有「國家層級」的文化政策？政府該不該以公共資源重分配主動介入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方向？以及，處在強勢的中國文化旁邊，台灣的國家是該 挺身捍衛既弱勢又邊緣的「台灣文化」，還是該務實地把台灣納入「華人文化共同體」之中以共享區域經濟榮景？這些兩難問題絕非二擇一可解決，但在文化與經濟 都處於轉型中的台灣，確實嚴重缺乏公共討論。
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安德森談到一個民族國家之所以形成，仰賴以促進民族文化和意識為基礎的共同文本之流通。在封閉疆界之中，政府想通過文化政 策來導引共同體的秩序與倫理，由上而下貫徹民族意識，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如同台灣戒嚴時期我們共同經歷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制式教育，得以在「台灣土 地」上神奇地建構了「中華文化共同體」一樣。然而，這樣的「國族教化」似乎不再可能了，有兩個新歷史因素：一是「經濟全球化」，使得人與思想都開始流動越 界，共同體內容與邊界都被迫重組；二是「民主」，人民開始有各種媒介表達自己的看法，國家不再能完全主控民間社會的意識形態內容。
然而，難道經濟全球化和民主體制形成之後，台灣就要走向市場化的美式文化？就是放棄那有保護和保存意涵的國家文化政策，而開放由大型企業來主導的 文化經濟體制？該只問文化產值，不重文化品質和原創力？該只問品牌與競爭力，而不管邊緣或弱勢文化的死活嗎？抑或是，該在這新時代所帶來的新歷史條件上， 適度地通過文化政策來導正東亞國家過去「傾發展，輕文化」的體質，讓這塊土地上的文化能力與發展可更上軌道？

應學澳洲包容部落

思 考未來文化政策勢必牽涉國家角色的重新定位，至少，在台灣脈絡中該先設法讓「國家正常化」。意味著國家可暫且脫離意識形態機器的角色，而在文化領域中具體 地調整國家資源的分配比例。在民主時代中，文化政策更應該設法開放文化發展方向的「參與權」和「決策權」，以實踐東亞威權國家過去一直閃躲而未能真正落實 的「文化公民權」。
在考量平衡多元文化和經濟利益之間，或許，我們該好好學習澳洲國家文化政策中如何巧妙地通過發揚在地原住民文化，使他們在全球文化觀光中因「文化差異」而帶來特殊的國家競爭力，不但因此保存了原民部落文化，也同時獲取了偌大的經濟利益。
文 化政策最關鍵的焦點，無非是關乎文化生產者如何生存和發展的課題。在經常被各國套用的英國文創政策中，工黨用文創來拓展產值，但沒忘了須同時通過文化政策 來鼓勵文化工作者自行組織工會，以爭取合理的福利與工資。政府也會主動搭建企業家與藝術家的平台，讓創作者容易找到資金來落實創意。倫敦地方政府則積極出 面提拔優秀的在地藝術家，為他們搭建設計舞台，把年輕藝術家打造成獨一無二的「倫敦品牌」。試想，如果「品牌」是建立在這種培植人才的前提下來營造，不是 更有意義？

作者為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創意城鄉」主題研究成員